在中国，白求恩是家喻户晓的国际主义战士，他的事迹被写入课本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伟大的医者生前却有着毫不相同的两面性格：他热爱美酒，常常在妓院中醉卧；他风流倜傥，与妻子的感情纠葛令人唏嘘；他脾气暴躁，动辄对不称职的护士大打出手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＂另类＂人物，为何最终成为了毛主席笔下＂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＂的典范？而在1818年的今天，美国与英属北美（今加拿大）确立了以北纬49度为界的边境线，这条分界线的划定，又与白求恩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？

  1890年3月14日，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小镇，白求恩出生在一个清贫的牧师家庭。他的父亲约翰·白求恩是一位浸礼会牧师，母亲伊丽莎白则是位严谨的家庭主妇。这对虔诚的夫妇给了白求恩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童年。

  然而，从小白求恩就展现出与父亲完全不同的叛逆天性。在他12岁那年的一个主日礼拜上，白求恩竟公然质疑父亲讲道的内容，引发了教堂内的一片哗然。约翰·白求恩不得不中断讲道，将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赶出教堂。这一幕成为了白求恩叛逆性格的首次公开展现。

  1907年，17岁的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就读。在校期间，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，还展现出过人的手术天赋。一次实验课上，当其他同学还在为如何正确解剖而手忙脚乱时，白求恩慢慢的开始尝试改良手术刀的握持方式，这种独特的手术刀法后来被证明能大幅度的提升手术效率。

  然而，大学时期的白求恩也开始显露出他放荡不羁的一面。他常常逃课去酒馆，有时一喝就是三天三夜。1916年的一个深夜，慢慢的变成了住院医师的白求恩在多伦多总医院值夜班时，竟然醉醺醺地为一位急诊病人做了阑尾切除手术。虽然手术非常成功，但这一举动还是让他受到了医院的严厉处分。

  1917年，白求恩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——法兰西丝·潘塞。这位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，被白求恩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。两人的相遇堪称传奇：一个暴雨天，白求恩在街头为一位摔伤的老人做紧急处理，法兰西丝恰好路过，被这位不顾大雨、专注救人的年轻医生深深打动。

  婚后的白求恩依然我行我素。有一次，他突发奇想要去攀登尼亚加拉大瀑布，不顾法兰西丝的劝阻，在没有一点保护的方法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上攀爬。这次冒险最终以白求恩摔断了三根肋骨而告终，而法兰西丝则因为这件事和他大吵了一架。

  1926年，36岁的白求恩被确诊患有肺结核。这个打击让他一度陷入绝望，整日借酒消愁。法兰西丝尽心照顾着丈夫，但白求恩却执意要与她离婚，声称不想连累她。这场分离仅仅持续了两年，在白求恩病愈后，两人又迅速复合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由于性格差异太大，他们终究是选择了分道扬镳。

  即便是在事业最成功的时期，白求恩也从未改变过他特立独行的性格。1933年，慢慢的变成了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的他，在一次医学研讨会上公然抨击医疗产业化，称其剥夺了穷人就医的权利。这番言论让他在医学界声名狼藉，许多医院都拒绝与他合作。

  1934年的一天，在底特律市中心的豪华医疗诊所里，白求恩刚刚完成了一台高收费的胸腔手术。当他走出手术室时，却在医院门口遇到了一位瘫坐在地上的贫苦妇女。这位妇女抱着一个患有严重肺炎的孩子，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，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。

  这一幕让白求恩当场做出了一个决定：他将这对母子带进了自己的诊所，不仅免费为孩子进行了治疗，还给了这位母亲一笔钱用于后续康复。从那天起，白求恩开始在底特律最贫困的街区里为穷人看病。

  很快，白求恩的诊所就成了底特律贫民区最受欢迎的医疗场所。他不仅分文不取，有时还自掏腰包为病人购买药品。一份当时的报纸报道显示，在193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，白求恩的私人诊所共治疗了超过800名贫困病人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病人获得了免费药品。

  这种行为让白求恩在底特律的医疗圈内声名狼藉。当地医疗协会认为他这样的做法严重破坏了行业规则，并威胁要吊销他的行医执照。面对压力，白求恩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在《底特律先驱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，抨击美国医疗体系的不公。

  1935年春天，白求恩在一次工人集会上遇到了加拿大的成员。通过与他们的交谈，白求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。同年夏天，他正式加入了加拿大，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：他在加拿大的行医执照被吊销，多家医院也终止了与他的合作。

  被迫离开加拿大的白求恩来到了纽约。在这里，他开始深入研究苏联的医疗体系。通过阅读大量资料，他发现苏联实行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，与他一直追求的理想非常接近。1936年，他在纽约组建了＂医疗民主化协会＂，开始系统地倡导医疗改革。

  这一时期，白求恩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租了一间破旧的地下室，改造成简易诊所。每天清晨五点，诊所门口就排起了长队。病人们带来的不是钱，而是面包、蔬菜，有时甚至只是一句感谢的话。当地人给这个诊所起了个温暖的绰号：＂穷人的天堂＂。

  1937年的一个冬夜，一位怀孕八个月的黑人妇女在暴风雪中找到了白求恩的诊所。她的丈夫刚刚在工厂事故中去世，无力支付医疗费。白求恩不仅为她接生，还在寒冷的地下室里照顾了母子三天。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，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医生。

  正是在这段时期，白求恩开始关注国际形势。西班牙内战爆发后，他曾想前往参加国际纵队，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医疗改革研究而未能成行。直到1938年初，当他得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后，毅然决定启程前往中国，这让他的医疗改革事业就此搁浅。

  白求恩离开纽约前，将自己积攒的全部积蓄捐给了＂医疗民主化协会＂，只留下了一张去往中国的船票和几件换洗的衣物。他在给协会同仁的告别信中写道：＂在中国，我或许能找到一个更适合实践医疗平等理想的战场。＂

  1938年3月抵达延安后，白求恩立即投入到了战地医疗体系的改革中。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，大多数手术都在远离战场的后方医院做，这导致许多重伤员在转运途中失去生命。

  白求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主张：将手术室搬到战场前线。他设计了一种能够迅速搭建的帐篷手术室，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组装。这种帐篷由防水帆布制成，内部划分为消毒区、手术区和恢复区，即使在暴雨天气也能保持相对无菌的环境。

  4月的一天，在太行山区的一场遭遇战中，白求恩第一次实践了这种前线手术方案。他在距离战场仅两公里的地方搭建起手术帐篷，并创造性地使用马车作为伤员运输工具。为了确认和保证伤员能够及时得到救治，他在通往手术帐篷的路上每隔500米就设置一个临时救护站，由此将伤员转运时间从原来的4-5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以内。

  这种前线手术模式很快显现出优势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，白求恩的流动手术队共救治了超过400名重伤员，存活率达到了惊人的85%。这一个数字远超于了当时国际上类似条件下40%的平均水平。

  除了改进手术环境，白求恩还很重视本土医疗人才的培养。他创立了一套独特的＂教学相长＂培训体系，将每台手术都变成了现场教学。在手术过程中，他会详细解释每一个步骤的原理和需要注意的几点，并让学员们轮流担任助手。

  1938年夏天，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所战地医护学校。这所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是采用了＂三段式＂培训方法：第一阶段学习基础医学知识，第二阶段跟随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进行临床实习，第三阶段则要独立完成手术才能毕业。

  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他发明的＂模拟手术训练法＂。由于缺乏教学用的医疗器械，白求恩就用竹子和木材制作了简易的手术模型。他甚至将自己的旧皮箱改造成了＂手术训练箱＂，让学员们通过箱子上的小孔进行器械操作训练，这种方法后来被证明对提高手术精准度非常有效。

  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，白求恩还开创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。他虚心向当地的中医学习草药知识，并将中药制剂用于术后消炎和止血。在一次给战士缝合伤口时，他发现用艾叶煮水清洗伤口效果很好，从此这种方法就在前线医疗队中推广开来。

  1939年初，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建立了战地机动医疗站。这种医疗站的特点是＂三个一＂：一辆马车装载所有必需的医疗器械，一顶可快速展开的手术帐篷，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。医疗站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转移，充分保证了战时的机动性。

  这些医疗创新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，更对后来中国人民的军医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白求恩培养的第一批学员中，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军医的辛育龄、林巧稚等人，他们将这些宝贵经验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中国医生受益。

  1939年的金秋十月，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＂扫荡＂行动。10月15日，在河北省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白求恩正在为一名腹部中弹的战士做手术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哨兵跑进来报告：日军已经包围了村子的三面，只剩下南面的一条小路可以撤退。

  在这紧张的十分钟里，炮弹的轰鸣声慢慢的接近。白求恩的手始终稳定，一针一线地完成了缝合。就在医疗队撤离的最后一刻，一枚炮弹在村口炸响，气浪掀翻了临时手术室的门帘。

  这样的惊心动魄在白求恩的战地生涯中并非罕见。在晋察冀边区的两年间，他曾多次在炮火中坚持做手术。1939年9月的一天，在平山县一个叫小庙的村子里，白求恩持续工作了69个小时，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。期间日军的炮火不断落在村子周围，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手术台。

  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外，白求恩还经常为重伤员献血。由于当时没有血库，危重伤员常常需要紧急输血。作为罕见的O型血供血者，白求恩成了＂移动血库＂。据他的助手辛育龄回忆，仅在1939年8月的一个星期内，白求恩就献血7次，总量超过2000毫升。

  在一次最极限的手术中，白求恩创下了＂三个24小时＂的记录：连续24小时不间断做手术，期间为三名重伤员各献血200毫升，随后又工作了24小时，最后在简易担架上休息了不到24小时就又重返手术台。这种超出常人极限的工作强度，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  然而，即便在最疲惫的时候，白求恩依然坚持亲自查看每一位伤员的恢复情况。1939年9月下旬的一个深夜，在完成了一台长达8小时的手术后，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去病房查看之前手术的伤员。当看到一位年轻战士的伤口有感染迹象时，他立即调整了用药方案，并守在床边观察了整整一夜。

  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白求恩仍在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。10月28日，在为一名腿部中弹的战士手术时，他的左手食指不慎被手术刀划破。在当时极度缺乏医疗物资的条件下，这个小伤口很快就发生了感染。但白求恩仍然坚持继续工作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完成了13台手术。

  这种不计后果的奉献精神，在当时的国际医疗队中也是罕见的。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护士在日记中写道：＂没有人能阻止白求恩医生去救助伤员，即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候。他总说：＇伤员失血的速度，比我们讨论的时间更快。＇＂

  1939年11月1日，白求恩的病情突然恶化。那天早晨，他还在为一名丹毒感染的战士换药。当时他左手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，但仍坚持完成了治疗。到了中午，他的体温骤然升到40度，左臂也慢慢的出现剧烈疼痛。

  ＂让我再工作一天。＂这是白求恩对前来劝阻的战友说的话。然而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坚持。当天下午，在八路军总部的严令之下，白求恩被强制送往后方医院。临行前，他还不忘给正在培训的医护人员留下了一份详细的疟疾治疗方案。

  11月3日，白求恩被转移到唐县黄石村。这里的条件依然简陋，但好在有了相对安静的休养环境。然而为时已晚，严重的感染已经导致了败血症。没有抗生素的条件下，医护人员只能用土办法为他消炎退烧。

  在病榻上，白求恩始终惦记着前线的伤员。他让人取来纸笔，写下了最后一份医疗报告。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他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总结，包括前线手术方案的改进建议，以及对未来军医培训的规划。这份字迹歪歪扭扭的报告，后来成为了八路军卫生部门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。

  11月5日，白求恩的病情进一步恶化。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起自己的往事。他提到了在底特律贫民窟的行医经历，说那一段时间让他明白了医生的真正使命。他还特别叮嘱战友们，一定要把他培训医护人员的笔记整理出来，作为教材留给后人。

  11月7日，在白求恩的要求下，战友们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他用微弱的声音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当唱到＂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＂时，他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  就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刻，白求恩还在关心着他人。他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能够给他的前妻法兰西丝一笔抚恤金，并且希望可以向她转达一句话：＂对不起，但我从未后悔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＂

  11月10日上午，白求恩神志开始变得不清。他用中英文混杂的语言呼喊着：＂手术刀...给我手术刀...＂似乎还在想着要为伤员做手术。下午两点钟，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  在白求恩去世后，战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只找到了几件破旧的衣服、一个医药箱和一本记满手术笔记的日记本。在他的枕头下面，还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那是他和法兰西丝在底特律时的合影。照片背面用英文写着：＂生命的意义在于他人，在于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。＂

  根据白求恩生前的遗愿，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了他战斗过的土地上。在他的墓碑上，没有刻下任何华丽的词藻，只有简单的几个字：＂白求恩大夫之墓＂。而他的精神，却永远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