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德怀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彭老总，在解放大西北时遭遇了难缠的对手——马家军。这两股力量的交锋，可谓是火星撞地球，激烈异常。彭老总原本计划利用胡宗南和马家军之间的不和，一一击破。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，就在彭老总准备收拾胡宗南的时候，马家军突然出手，对陇东地区大肆掠夺，让彭老总不得不暂时放下胡宗南，转头对付这个难缠的对手。

  攻打马家军据守的合水时，由于对方守军凶悍善战，加之我军对合水布防了解不足，导致了一场惨烈的失利，我军伤亡惨重。但彭老总可不是轻易放弃的人，他迅速调整战术，发起了西府、陇东战役。

  然而事情并没那么简单。虽然我军初期进展顺利，但随着战线拉长，后勤补给成了大问题。胡宗南和马家军趁机两面夹击，让我军陷入了困境。但即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，彭老总依然带领军队重创了敌军，展现了出色的指挥能力。

  经过这两次战役的洗礼，彭老总对马家军的战术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针对性地制定了新战术，加强训练，最终在1949年的兰州战役我军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，使马家军主力遭受严重打击，西北局势表面上恢复了平静，然而深层的危机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。战后的清剿行动中，一个让人不解的情况出现了：没有一个高级指挥官落入我军手中。

  彭德怀将军洞察到，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战败溃逃，而是一次有预谋的策略性撤退。事实上马家军的残余力量并没有消散，而是融入了广袤的西北山脉与沙漠，静候复兴的机遇。

  战役后马继援等高级军官率领精英部队深入偏远山区，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，但这一表面上的无组织分散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隐藏。他们早在战役之前就预料到可能的失败，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与再集结计划。

  在偏远地区他们秘密储备了大量的粮食、武器和弹药，并建立了多个隐蔽的联络点，以保障在紧急状况下能迅速恢复战斗力。知道单靠自己难以抗衡的强大力量，马家军的领导人迅速寻求外部援助，他们与台湾的政府建立了联系。

  蒋介石对支持马家军的反攻计划颇感兴趣，他看到了通过马家军牵制，为在大陆寻找一线生机的可能。双方通过秘密渠道交流，向马家军提供了关键的武器、资金和战略建议。

  马家军还主动与当地的土司、部落首领以及一些民间旧势力进行了联合。在西北地区，马家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宗教影响力。他们利用这一点，通过宗教领袖的支持，重新获得了一些民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这些人被迫或自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、情报和别的形式的援助。

  此外一部分马家军的人员伪装投降，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新政权，放下武器，融入新的社会秩序。然而在的军政工作稍显放松之际，这些伪装者开始秘密进行破坏活动，通过种种手段散播不实信息，挑拨群众与政府的关系，甚至窃取重要情报，为潜伏的马家军提供战略支持。尽管表面上西北地区似乎已经平静下来，实际上却如同一座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山，一旦找到比较合适的契机，隐患便可能引爆一场新的冲突。

  1952年8月，台湾的频繁地派出军用飞机，长途穿越大陆，深入西北内陆。这些飞机的目的并非简单的侦察或骚扰，而是向潜伏在西北的马家军残部空投大量的物资和武器装备。这样的支援使得原本已近溃散的马家军重新振作，甚至除了马元祥部外，马良领导的另一支马家军也重新活跃起来。

  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，这两股马家军势力如同毒瘤，他们吸纳了反动军官、特务和常年的匪徒，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反动力量。他们甚至放言，“不肃清，绝不罢休”。马家军与之间达成了默契的合作，共同对抗，更有传言他们意图在青海地区建立所谓的“陆上台湾”。

  此事正巧让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彭德怀得知，于是他愤怒难抑：“全国已宣告解放多年，而马家军仍旧迷途不改！”于是他从病榻上召唤他的老战友廖汉生，严命道：“必须一举清除马家军的残留势力，将所有背叛的苗头消灭于未萌，否则后果自负！”

  廖汉生是彭德怀麾下的得力干将，与彭德怀一样，性格直率且火爆。回想起1947年的榆林战役，当时战况胶着，彭德怀对久攻不下的局面感到不满，直接拨通了前线的电话，声音中带着责备：

  “外界都说贺龙的部队英勇善战，但现在看来，似乎也并非如此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！”而接起这通电话的，正是身处前线的一纵政委廖汉生。他听到彭德怀的责备，心中也燃起了火花，声音坚定且带有不服：

  “你骂我，我无所谓。但别扯上我老首长！今天，我就让你看看，贺龙带出来的兵，到底是啥样子！”说完廖汉生猛地挂断了电话，随后亲自率领警卫连，成功击退了敌军的援兵。榆林战役最终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共歼灭敌军五千二百余人。

  建国之后廖汉生被任命为西北军区政委，并兼任第一军政委，成为了西北军务的重要负责人。尽管彭德怀的脾气暴躁，但廖汉生深知他是个直性子的人，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融洽。

  此次接到彭德怀的命令，廖汉生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立正身体，向彭德怀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声音洪亮且充满信心地回答道：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保证达成目标！”随后，他转身离去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
  回到西北后，廖汉生立即着手备战工作，对此廖汉生召开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联席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他初步制定了围歼马家军的战略方案，并迅速上报。

  彭德怀在得知方案后，迅速回应指出：“西北地区地广人稀，补给困难。马家军聚集时易于歼灭，一旦分散则难以追捕。”因此他建议利用空投物资的机会，引诱马家军集结，然后一举歼灭。

  廖汉生迅速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调整了战略，并制定了全面消灭马元祥和马良的计划。紧接着西北军区成立了专门的“甘肃剿匪指挥部”，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行动。

  1953年，在廖汉生和彭绍辉的联合指挥下，对马家军发起了猛烈的围剿。面对的强大攻势，马家军四处逃散。负责追击的骑兵第一团虽然条件艰苦，经常食不果腹，但战士们的斗志却异常高昂。指挥官们更是高呼：“无论土匪逃到哪里，我们都将追击到底，不彻底消灭他们绝不收兵！”

  不久之后，前线传来战报：马元祥率部藏匿于某山沟之中，原计划抢夺粮食后休整一个月再向西逃窜，却没想到的追击如此迅速和坚决。当战斗正式打响时，马家军抢占先机，利用地形优势以七挺重机枪向开火，并试图发起冲锋，他们的每一次冲锋都被顽强地击退。

  关键时刻，友军及时增援，迅速占领了西北方向的山头，并以强大的火力对马家军进行压制。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，匪首马元祥被击毙。随着匪首的死亡，马家军的士气瞬间崩溃，残余势力开始四处逃窜。

  紧追不舍，将所有逃窜的马家军围困在山中。当战斗最终结束时，还活捉了空投的特务袁达禹。此次战斗，共歼灭敌军上百人，缴获轻机枪十余挺。至此，这股顽固的马家军残余势力终于被彻底肃清。

  捷报传入京城后，党中央和军委迅速发来慰问电报表示祝贺。1955年，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，同年底廖汉生踏入南京军事学院，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深造之旅。毕业后，他原本打算重返西北，投身新疆军区的建设。然而组织的安排却让他留在了军事学院，接任院长一职。

  面对这一重任，廖汉生起初感到难以胜任。毕竟他的前任是声名显赫的元帅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的老首长彭总亲自出面与他谈心，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和鼓励。最终廖汉生鼓起勇气，接下了这一重任，由此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。

  随后的岁月里，廖汉生在多个重要岗位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1960年，他出任政委，在这个关键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七年之久，1967年的风暴使他一度失去了工作。幸运的是在1973年，得益于老战友宋时轮的鼎力相助，他得以重新复出。他先后担任了军事科学院政委和第一政委等要职。

  1979年已步入晚年的廖汉生原本打算退休，然而组织的召唤再次让他肩负起重任——出任政委。尽管他多次请辞，但始终未能获得批准。于是他只好“被迫从命”，前往沈阳继续他的军事生涯。

  几年后，廖汉生终于得以从繁忙的军事事务中抽身，进入全国人大担任副委员长一职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原本被安排在招待所居住，但考虑到生活和工作的不便，特意为他批准了一块地皮，打算为他建造一栋宽敞的住宅。

  廖汉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表示不满，他认为不必如此大兴土木，只需为他提供一个简单的住所即可。面对他的坚持，两大军区的领导只好撤回了盖房的决定。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，在生活中却保持着如此简朴和谦逊的态度，实在令人敬佩。